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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eLook报道/随着数字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游戏正逐渐成为人们日常娱乐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游戏工委发布的《2020年中国游戏行业分析报告》显示，早在2019年中国游戏用户规模就已达到6.5亿人。今年春节受疫情影响，很多人进行居家隔离，因而促使2020年游戏用户规模大增，预计用户规模将达到6.6亿人。
但颇为矛盾的是，庞大的用户规模为中国游戏产业带来巨大的市场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导致了外挂产业链的发展。
公开资料显示，2019年中国游戏市场规模达到2573亿元，预计到2020年末，这一市场规模将达2850亿元。到2024年，中国游戏市场规模约4000亿元。与之相对应的是，腾讯守护者计划安全团队经过统计估算，目前我国游戏外挂黑产实际销售规模已超过每年20亿元，对游戏产业健康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近年来，外挂现象逐渐猖獗，特别是呈现出游戏越热门、外挂越是活跃的态势，其中，又以腾讯系的《和平精英》、《王者荣耀》等几款国民级的游戏最为频繁。由于客户端在本地，与游戏服务器之间数据通过网络协议传播，外挂总能千方百计读取和修改内存，无法完全杜绝。
11月7日，中山大学邀请了数名法律界、高校界、腾讯公司的专家，针对游戏外挂相关的法律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旨在摸索出一条在法律层面上保护游戏产业的道路，推动中国游戏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旧乱未平，新乱又起，硬件外挂成行业新问题
实际上，针对网络游戏外挂的法律问题，早在2003年，新闻出版总署和信息产业部等就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对“私服”、“外挂”专项治理的通知》，从法律层面定义了外挂。但随着行业的发展，外挂的形式也逐渐变得新颖。
来自北京市立方（广州）律师事务所的吴让军律师认为，结合大数据研究，从以往处理的案件来看，外挂的形式从整体上可分为软件外挂和物理外挂。相较于大众所熟悉的，通过修改游戏数据获得竞争优势的传统软件外挂，硬件外挂主要是通过硬件设备来使玩家获得不正当的竞技优势。
对于新颖的物理外挂，吴让军举了一个较为常见的例子——《和平精英》键鼠转换器。实际上，在以《和平精英》为代表的射击类手游中，键鼠转换器一直被许多玩家认为是简化操作的“外设”。
但据《和平精英》官微11月11日消息，近日，广州市天河区法院出具禁令裁定，禁售妨碍游戏公平竞技体验的“某王座键鼠转换器“手游按键设备。这意味着此类“外设”从此被官方正式归类为物理外挂。
据了解，该设备能够让玩家操纵鼠标及键盘来操控手机中的人物，比起手指操作，键鼠外设在操作的精确度和速度上会让玩家获得相当大的竞技优势。此外，该设备还通过“宏键”实现了连发射击和压枪等功能。
这样的物理外挂打着“外设”的旗号，实际上行“作弊”之实。但由于并不涉及到游戏数据上的修改，对此类外挂的举证存在数据上的不足，通常而言难以被发现，对开挂者进行封号更是较为困难。也正因如此，物理外挂深受部分玩家的“追捧”。
吴让军认为，物理外挂不仅导致了大量遵守游戏协议规则用户的游戏体验大大损失，更破坏了游戏的玩家生态，使得游戏公司收入受损，同时也会加大游戏公司打击外挂的支出成本。这一系列的因素构成不正当竞争，因而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
对此，上海协力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傅钢律师，抱有相同的观点，认为在面对并不属于外挂范畴的作弊工具的开发和传播时，其实际上构成了不正当竞争。
以9月份的“蜂刺”案件为例。《和平精英》用户协议里明确禁止“可以让玩家在游戏效率或收益数据上表现异常的硬件”，但峰刺却能通过自带的连发效果，让玩家以超乎人类极限的速度进行射击操作，通过破坏游戏平衡的方式牟利，具备不正当性。
针对上述的作弊行为，傅钢认为“技术中立原则”并不能作为抗辩的理由，法律层面上可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
此外，傅钢还预测到，随着5G和云游戏的兴起，通过修改、伪造或截取游戏数据来实现作弊的传统软件外挂将逐渐减少，而针对输入设备和云游戏客户端而打造的物理外挂将很可能成为主流的作弊方式。
要解决这一难题，除了行业本身要提前关注外，傅钢还主张司法审判要回归到“作弊”行为的本质去审视其合法性，并通过加大对互联网专条权的探索力度，最终形成诉讼的规范，以更有效地打击外挂。
回归当下，外挂产业链治理仍有难度
作为全球最大，同时在反外挂方面经验丰富的游戏公司，腾讯对外挂的打击相当严厉，堪称业界之最。2018年，LOL美服的反外挂团队便长途跋涉，从洛杉矶飞到深圳，向腾讯的团队学习讨论如何解决外挂问题。但即便防外挂技术已经做到业界领先，腾讯仍旧在外挂问题上饱受困扰。
在谈及目前的软件外挂时，腾讯游戏法务部的彭思敏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2019年有一个新闻，在美国的一款游戏APEX封禁了使用外挂的10万个账号，其中绝大多数来自中国。但事实上中国玩家却鲜少感觉到中国的游戏产业出现这样的问题。
这实际上侧面反映出了中国目前较为完善和发达的游戏产业链。当然，这种完善和发达并不单单指游戏产业，还指游戏外挂产业链。
彭思敏介绍道，在整个软件外挂产业链上，由于外挂核心代码的泛滥，使得外挂的研发过程变得十分简单，一个普通青年在接受两个星期的培训后便可完整打包出一个外挂。核心代码的泛滥，导致了如今外挂泛滥成灾的局面。
另外，由于在分发渠道和支付渠道上存在着较强的隐蔽性和传播力，外挂的制作、发行、支付等环节都可在不接触上下游的情况下，独立运行。这种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使得针对外挂进行朔源的侦察方法变得失效。
针对这一困境，腾讯采用“刑事、民事、行政”三位一体的维权路径，但彭思敏认为，即便三个维权路径看上去十分全面，但真正行之有效的是刑事，而民事的维权案件基本上是失效的状态。
造成这一现象，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犯罪人在触犯了刑法后，根据“刑事优先原则”，民事诉讼便被“搁置”，使得作为权利人的受害者无法通过《著作权法》有效保护自身的权益。彭思敏认为知识产权的刑事案件应该开放刑附民的程序事，以便权利人能够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更好保护自身的利益，同时也可以完善外挂维权路径。
为了打击外挂产业链集体侵权行为，腾讯也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监测系统，即通过监测、投诉、维权三步骤，以打击外挂产业，助力游戏行业更好发展。
据彭思敏介绍，在监测上，腾讯经过半年时间的摸索，在两个月前建立了对全网外网站上的实时监测，基本上完成对市场上80%以上外挂网站的实时监测。在对这些网站进行分门别类后，腾讯以批量投诉的形式向外挂网站发出投诉，再根据结果进入维权程序。
而从外挂产业的发展状况来看，外挂已经向规模化和产业化方向发展，而使用方式也从个体自用向商业化应用转变。来自中国政法大学的陶乾教授认为，由于刑事打击的力量有限，以及外挂产业发展业态不断革新，仅仅依靠刑事手段来打击外挂产业链，目前仍有一定难度。
就外挂本身而言，由于其在功能和实现路径上有着不同的分类，因此在法律规制上，也存在着不同的定罪路径，这也给外挂案件的定罪带来了不确定性。
陶乾介绍道，近年来侵犯著作权罪和非法经营罪较多被法院所采用。而至于是非法经营还是侵犯著作权，仍需要通过鉴定的方式来鉴定外挂程序和要求保护的游戏程序之间的对应关系。
结语
作为冉冉升起的新兴产业，游戏产业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不容小觑，而外挂泛滥却给这个朝阳行业带来了竞争性、法律的挑战。游戏产业的健康发展需要法律与政策上给予大力的支持，从目前现有的法律来看，《反不正当竞争法》、《著作权法》都有一定的对应判决。但从游戏产业如今的发展态势来看，仍旧需要有更加完善、更加与之相匹配的法律支持，从底层设计上规制游戏外挂问题，促进游戏环境的公平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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