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手游副董事长冼汉迪：梦想已经实现过，在找下一个

身负斯坦福大学双硕士，投行精英，融资高手，收购专家的光环，在中手游被业界调侃为“IP土豪”、“发行一哥”的背后，身为联合创始人和副董事长的冼汉迪Hendrick却鲜少出现在媒体面前。

在中手游从纳斯达克私有化退市之后，冼汉迪设立了新的私募基金：国宏嘉信资本。在兼任中手游副董事长的同时，他负责该基金的运作。他说，在美上市的梦想已经实现过，我们在找下一个梦想去实现。

2015年中手游宣布私有化，谋求国内上市，经历了手游市场的大起大落之后，中手游的幕后资本推手冼汉迪对中手游这些年的经历和未来的走向有自己的态度。

1)中手游起家是在手机功能机时代，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那个时候手机游戏是一门什么样的生意？从产品、用户到渠道都和现在手游完全不一样吧？

功能机时代，SP是移动互联网的鼻祖，包括手游也始于SP，当然那个时代的手游跟现在的手游还是有很多区别的。产品相对来说简单一些，渠道和运营商关系十分重要。

因为那个时候是运营商预扣费用的模式，用户通过预存话费购买服务和道具。另外就是跟手机厂商的合作，靠的是产品装机量。用户获取的成本比较低。产品的品质加上中手游跟渠道和运营商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市场占有率高，所以中手游当时的很多产品流水也达到了千万级别。

后来随着智能机的普及、行业的发展，第三方支付的流行，而区别于以往渠道的应用商店崛起，成为了“渠道大腿”，游戏的质量要求提高很多，用户获取的成本也高了很多，但同时用户量级及消费能力也比功能机时代大了很多。

2)如果让你给中手游的发展分几个阶段的话，你会怎么来分？现在回过头去看，中手游的发展与你们当初的设想，哪些是吻合的，哪些是不太一样的？

中手游的发展过程，我们一直说是3次创业。

第一次创业是2012年9月25日在美国上市。纵然我们在功能机游戏时代做到了第一，但是智能机时代即将来临。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上市，因为我们看到了未来手游市场的竞争，资本是一道门槛。

第二次创业，是从功能机游戏向智能机游戏的转型。当时智能机游戏的发展方向大概有三个，一是做高大上的渠道，一是做苦逼的研发，还有一个是做有极强市场敏锐性的发行。渠道市场当时已经有了腾讯、百度、360等巨头，小渠道只能在夹缝中生存。研发和发行都是不错的方向，这两者都不必受限于用户基数。经过摸索，中手游采取了研发+发行双线并行的战略方向，事实证明中手游的转型是对的。

第三次创业，我们认为是私有化回归。当初凭借着美国的资本力量完成转型，私有化回归，也是为了寻求有力的力量让中手游有更好的发展空间。同年9月中手游发布了全新的游戏品牌“胜利游戏”，，将围绕“自研和代理发行”这两大核心业务，推进“IP和粉丝”两大业务战略。

3)中手游在2012年登陆NASDAQ的时候，采用了很少使用的“介绍上市”（只上市，不融资）的方式，当时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在市场环境并不好的情况下“强行登船”？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的一些故事吗？

首先如之前所提到上市本身对我们来说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第一，国内手机游戏市场在2012年的时候已经很热，不断地诞生很多竞争对手，而由功能机向智能机转型的趋势也渐趋明朗，成为上市公司将帮助中手游稳固其行业领军地位。

第二，在当初那个竞争已趋白热化的微妙时点，中手游如果能够成为中国第一支登陆美国资本市场的游戏股，则可以使公司在需要的时刻随时启动大规模融资，及时获得必要的资本支持，而这对公司之后发展的战略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第三，按照美国监管机构的要求和上市公司的标准来管理和运营企业，将会进一步提升中手游的企业管治能力，让我们具有更强大的竞争能力。

第四，成为美国上市公司将帮助中手游扩展品牌知名度，促进我们和一些国际大公司的业务合作，例如日后与迪斯尼及华纳兄弟的合作等等。

最后，能够在美国上市也是中手游管理层在创业之初就有的一个梦想。综合各方考量，在2011年上半年，我们聘用著名投行瑞士信贷和瑞银做我们的保荐人，正式启动了中手游的IPO。

中手游于2011年开始筹备美股IPO的时候，所有的工作都是按照正常的程序来准备的，并没有预见到之后资本市场的风云突变。到了2012年，美国资本市场对中概股是很不友好的。那一年中概股有一些公司出了一些事件，遭遇了诚信危机，再加上美国市场一直存在的做空机构问题、估值偏低问题和中美会计监管制度的差异，使得中概股IPO在当年也遇到了很大困难，当年很多拟美国上市企业(包括我们)都按投行指示延后了IPO时间等待投资中概股的市场气氛回暖。但是公司长远发展必然需要大量资金，挂牌交易不仅对打响公司品牌有很大帮助，也是创业人都有的梦想和目标，再加上当时手游由功能机向智能机转型如火如荼，以及当时美国证监会已基本批准了我们的IPO申请，为了向同行们及投资人证明自己，完成上市刻不容缓。由于我在投行工作期间曾接触过香港较常见的“介绍上市” 的模式，我和专业的律师团队(凯易的David Zhang/Ben Su) 便利用香港的市场经验去说服美国证监会和纳斯达克，同意中手游用“介绍上市”的方式登陆美股。而中手游之所以能够以这种方式上市，本身也需要满足一些较为严格的要求。

首先，中手游的大股东第一视频是香港主板上市公司，且同意向其持股股东直接配送中手游的股份，所以中手游并不需要发行新股以满足在美上市时的公众持股比例要求。

其次，美国证监会对“介绍上市”的审批流程与严紧程度均与一般上市相同，而中手游当时已经满足上市所需的所有基本要求。

最后，中手游2011年的净利润已经超过1.6亿，现金流充裕，本身没有立即融资的压力。正是由于满足了这些严格的条件，所以中国手游成功在2012年9月25日登陆纳斯达克。当年能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就只有唯品会、欢聚时代和中手游三家而已，我们同时也是中国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手游公司。

4)您觉得那个时候这些科技公司都跑到NASDAQ上市，是因为确实是最好的选择，还是说大家对“赴美上市”有一种崇拜？从一个拥有20年投行及金融经验的老兵角度，您觉得科技公司应该怎么来看待和选择资本市场？

首先，这里面有一些技术问题，由于中国本土的PE/VC起步较晚，中国早期的互联网公司很多都是拿的美元基金的投资，搭建的也是外资架构，去美国上市是顺理成章的。而客观来说，纳斯达克对于一些目前尚无盈利的互联网公司在财务要求上也更加宽容，注册制也比A股的审核制在操作层面更为节省时间。

其次，纳斯达克在那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对中国科技公司的资本化进程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我们所熟知中国的的百度、盛大、巨人和完美世界，和美国的谷歌，苹果，Facebook，微软等等都选择纳斯达克上市，盛大的陈天桥还曾经凭借手中的股票成为中国首富。这种种因素结合起来，造就了纳斯达克市场对于中国创业者独特的吸引力。

对于中国的互联网企业来说，上市地的选择是估值和时间之间的一个博弈，这其中又涉及到市场流动性、投资人对细分行业的认可度、监管法规变化、上市后融资操作等等较为复杂多变的话题。美国市场有它独到的好处，而中国A股市场的估值相比更高、二级市场流动性较强，上市公司与投资人沟通起来也更为顺畅。

作为投资人，我们不仅希望企业在IPO的时候拿到更高的估值，融到更多的钱，也希望其在一个友好健康的资本环境中做大做强。

5)从2013年开始，中手游开始有计划的购买IP，这与公司早期以自研项目为主的策略其实发生了不小改变，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

中手游在2012年至2013年转型时采取了研发+发行的战略方向，其实不论是自研还是发行，在2013年手游行业呈爆发性增长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IP的巨大潜力，由IP带来的粉丝数量很庞大，尤其是卡牌，慢慢形成了比较成熟的一套玩法后，那么就非常依重IP。于是我们开始布局IP。

2015年以来，中手游进一步构建以IP为中心，在各个领域深度挖掘粉丝经济和品牌价值。国宏嘉信投资基金也投资了一大批优质的原创动画、漫画、网剧和小说等内容创作企业，基金希望通过投资可以为中手游的游戏业务获得更多优质的IP内容，让中手游可以专注做好其游戏业务。

6)这一轮中概股退市潮大家都会说的一个是“美国资本市场不认可”，我知道中手游在NASDAQ上市期间你也常常往美国跑和投资者和机构沟通，你觉得以你的经验来说，这种“不认可”深层次的原因有哪些呢？

由于美国投资人的一些疑虑，包括对VIE架构和审计问题的顾虑，导致中概股并不能得到合理的估值，甚至拿不到10倍以上的市盈率。

具体到游戏板块，美国的游戏公司的游戏生命周期偏短而且游戏收入偏集中在个别游戏上，所以美国投资人当然地对中国的游戏公司利润的可持续性抱有担忧。在和投资人的沟通中，我们也曾多次强调过，中手游作为一家领先的手游发行公司，并不存在对单一或个别游戏的依赖性，所以我们在美上市其间的市盈率都大多数时候都已经略高于其他在美国上市的游戏公司。

但我们发现，美国投资人先入为主的思维还是比较难以被说服的。美国的资本市场十分成熟，机构投资者也相对更加谨慎，加上中国市场对于他们比较陌生，投资人并不能理解中国日新月异的互联网生态环境，于是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作用下很容易采取一些保守措施。

获得美国资本市场的认可并不是一两家中国互联网企业的任务，而是整个行业需要解决的问题。只有等我们的行业整体足够成熟，监管足够完善的时候，国际投资者才会心甘情愿地认可我们。

7)您说目前移动互联网，二次元文化走向主流的情况，“和我们当初乘功能机的东风把手游做起来的情况很像”，能跟我们具体解释一下您看到的一些相类性吗？

我们刚开始做手游的时候，手机游戏市场并不像现在这么火热，也并不能得到社会舆论层面的大认可。那个时候说到玩游戏，可能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不务正业。但是短短的几年过去，现在手游已经是泛娱乐产业链中最重要的一个变现环节，功能机向智能机的跨越也为手游注入了新的活力，电竞行业也得到了国家的认可，成为正式开展的体育运动项目。

即使到目前这个阶段，我们仍然认为手游行业还有很多可以挖掘的空间，可以不断有玩法上的创新。我认为就像手游一样，每个行业的萌芽、崛起、繁荣都需要一个认知过渡的过程。之前几年，对很多人来说二次元可能还是一个陌生的词汇，是一个迎合较低龄的受众群体的亚文化现象，但是随着当年那些二次元受众逐渐成长为具有一定消费能力的社会阶层，随着我们的年轻一代在互联网上去8社交、去娱乐的方式越来越便利，时间越来越长，我们看到A站、B站迅速地发展起来，各类动漫，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原创的动漫作品开始风靡，风投资本也不断地加大对这个行业的投入，很像我们曾经经历过的手游崛起的初级阶段。所以我们国宏嘉信也在二次元领域有所布局。

8)国宏嘉信想投的领域是“泛娱乐文化产业链”，这也是当下最热的一个领域。您觉得针对这个领域的投资，目当你看到了哪些误区，或者说一些不太好的现象？国宏嘉信针对这一块的投资逻辑是什么？对于您来说，目前在这个领域的投资过程中，找不到足够多好的项目和项目估值过高，哪个是更为主要的问题？

我们基本的投资逻辑很简单，当一个大经济体发展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人们对物质消费的追求将不可避免地部分转化为精神层面的需求，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的电影票房持续火爆，视频网站上用户的付费意愿有了质的提升，同时对内容质量也更加挑剔。

在确定基本逻辑的前提下，我们会对泛娱乐大类下的每个细分行业做比较细致的研究，判断其所处的阶段，尽量避开渐趋红海的行业，寻找未来几年内存在爆发性增长的机会，与此同时，我们比较关注泛娱乐项目变现方面的能力和稳定性，就像一切投资项目一样，不能商业化就不具有投资价值。

说到误区的话，由于泛娱乐是一个很灵活的概念，可以衍生出很多有趣的商业模式，所以我们发现一些创业者比较容易受自己的主观引导，在没有对创业项目的市场需求做出相对客观严肃判断的时候就凭借一腔热情扎了进来，或是没有扎实的商业模式支撑，或是对变现渠道考虑不周，这样的项目我们一般较为谨慎。

至于项目质量和估值之间的平衡，我们会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于十分看好未来增长潜力的项目，估值高一些也是可以接受的。

9)怎么来判断电影与游戏这两个领域结合产生的一些机会？

影游互动是我们比较看好的一个概念，影视和游戏作为单独的形态都有着十分成熟的操作模式，而我们在游戏行业、IP资源和资本运作等方面也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可以对创业者提供实打实的帮助。

但是据我们的观察，一些打着影游互动旗号的项目实际上并没有在操作层面上将两个模式做有机的结合，更多的是在一个电视剧或者电影的IP火起来之后，趁着热潮赶制同一个IP下的游戏仓促推出，也就无法发挥出影游互动真正的效果。

首先，并不是所有的题材都适合在影视和游戏的领域下进行联合操作；其次，影游互动需要跨行业的专业人才的协作，一个团队里的成员既要懂影视，又要懂游戏，又要有财力支持，最好是在剧本创作阶段就考虑到将来游戏制作层面的一些需求；最后，影视作品的推广和游戏的发行在时间周期上面的配合也需要做到天衣无缝。

10)您应该是在80年代末去美国，上高中、大学，那个时候刚好也是克林顿提出“信息高速公路”，互联网和硅谷开始展现影响力的时候，能不能跟我们描绘一下，那近10年的时间里您在美国看到的科技与互联网是什么样的？

我于1990年去美国上高中三年级的时候互联网还处于十分早期的发展阶段，但是已经有一些科技公司在互联网的应用和商业化方面进行很积极的探索。当时微软已经推出了Windows操作系统和Office办公软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习惯这种新的办公工具。

我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读的是它全美排名第一的计算机科学专业，有机会可以接触到一些相关领域内最杰出的教授和最聪明的学生，师生们激情满满地从事计算机软硬件和互联网应用方面的基础研究工作。事实上在美国很多计算机应用技术和一些伟大的互联网公司在最早期的阶段都只是校园内的一个科研项目。

本科毕业之后，我选择去斯坦福继续我的硕士学业。众所周知，斯坦福的毕业生构成了早期硅谷创业者的中坚力量，也在潜移默化中造就了硅谷强大的创新精神。谷歌、雅虎、惠普这些耳熟能详的科技巨头都是由斯坦福校友所创立的，身处这样一个创新的环境中，我感受到所谓的企业家精神的含义。

那个时代的美国科技行业日新月异，创业者们思想单纯且充满信念，深深相信他们可以用技术的力量改变人们的生活，这之后我们也见证了源于硅谷的创新对这个世界的颠覆。在美国的求学经历对我有着很深的影响，我相信在很多斯坦福校友的心中，都有着成为一名企业家的梦想，我自然也不例外。在多年的投行生涯使我具备必需的金融财务知识之后，我同张力军、肖健和王永超三位伙伴一起创立了中手游，并一路走到了今天。

11)您选择回港发展的时候，应该正好是许多人逃离香港的时候，为什么选择在1997年回到香港发展？1997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对您的工作产生了什么样的实质影响？

在1997年的时候我已经拿到了很多工作邀约，其中不乏华尔街的顶级投行，但我还是在从斯坦福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决定回到香港，因为我预见到回归之后的香港将成为中国内地企业迈向国际资本市场的桥头堡，而且我想更多地学习有关中国、有关内地/香港资本市场的事情。

回到香港后，我有幸加入了在有着“红筹之父”之称的梁伯韬领导下的投资银行百富勤。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包括百富勤之内的一些香港投行及时把握机会，积极为中资公司和国有企业安排融资并推荐香港上市，掀起了红筹股和H股在香港上市的热潮。

百富勤在短短数年内在香港投资银行市场占据了相当大的比率，尤其是在安排红筹股和H股上市方面处于领导地位，它先后策划上市的红筹股就有中信泰富、招商局等。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百富勤被法国巴黎银行收购，成为了这家欧洲顶级投行的一部分。

在职业生涯的早期阶段，我在百富勤和法国巴黎银行均接受了系统而严格的训练。我入行的时候，招股书都要投行自己写，不像现在完全可以请律师代劳；当时我们也要下大力气研究香港上市规则和兼并收购守则。由于很多项目都是首创，没有先例可循，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困难出现，很多个项目做下来，我也被锻炼成一个擅长解决各种“疑难杂症”的好手。2004年，我加盟了汇丰银行投行部，负责领导中国区的大型IPO和兼并收购交易，更是有幸参与并领导了一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项目。

3)在您12年的投行生涯中，做过许多大型公司的香港IPO，包括soho中国，中国远洋等等，有一种观点说，港交所因为过于重视商品和衍生品交易，错过了众多科技公司的大型IPO，从您的角度来看，这种观点合理吗？

港交所作为一家上市公司，会有财务业绩上的追求，这是市场化的行为，也是比较能够理解的，并不存在重视一方面就忽视另一方面的问题。

在过去的几年内，香港看起来并不是中国顶尖的科技公司的首选上市地，这里面的原因是多层次的，香港的主板市场对企业的盈利有一定的要求，而创业板的交易量又太小，得不到机构投资者的关注；而对于一些追求国际化的大型企业来讲，纳斯达克相较于香港更能够一步到位。一个更加关键的原因是，美国允许同股不同权，而香港则奉行一股一票。对于中国科技公司的创始人来说，经过多轮融资之后，自己的股权比例一般都被稀释得比较低，但是他们仍然想维持对公司的实际控制权。

针对这个问题，美国的科技公司也有同样的诉求，所以美国资本市场认可同股不同权，简单说来即是创始人的股票拥有比投资人股票更多的投票权，从而使得创始人在股权占比较低时仍然保有控制权。港交所和香港证监会针对同股不同权的问题进行了多年的讨论，这一话题也在2013年阿里巴巴尝试于香港上市时被反复提及，但最终也未获得香港证监会及港交所的认可，直接导致阿里巴巴放弃了香港上市转投纽交所。

但我认为随着中国移动互联网行业的崛起和香港与内地金融市场联通的进一步加深，港交所对中国科技股的吸引力在未来将会有所提升，毕竟从投资人沟通和监管的角度出发，内地企业更容易适应香港市场。纵观之前的一段时间，包括腾讯和金山在内的一系列创新性企业都选择于香港上市，且都能得到以大型买方机构为主的香港投资者的认可，拿到不错的估值，这说明无论在哪里上市，好的企业是能够脱颖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