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晓鸽如何掌舵IDG中国数亿美元风投

熊晓鸽在中央台“赢在中国”栏目做评委时，问一位创业者：你最大的弱点是什么？结果他的回答是，“我最不满意的是父母，在我最需要钱创业的时候，他们不给我。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儿子将来是要做一位爷们儿的”。熊晓鸽说：“这太可怕了！这样的创业者谁敢投资？”

    熊晓鸽担任创始副董事长及合伙人的IDGVC(IDG创业投资基金)，是第一家美国来中国大陆做技术信息服务的风险投资公司。与近两年进入风险投资领域的新基金不同，“IDG作为全美最大的100家私营企业之一，它的多数投资都是围绕计算机及信息技术为核心展开的，公司的经营发展是稳健而长期的。我们不是上市公司，所以也不用做取悦于股民的事情”。

    让熊晓鸽自豪的是，IDGVC在中国的第一个基金年均回报36%以上，第二个基金甚至超过50%。在这个合伙人职业经验超过100年的团队中，已有数个项目的投资回报率超过100多倍……

    赌

    “当初投资‘如家’180万美元，如家上市时我们部分退出，上市前稀释股份获得1500万美元左右。当初投资搜房网100万美元，占超过20%的股份，后来澳洲电讯收购搜房网51%股份，其中我们卖出去10%股份，拿到现金大约4500万美元。此外我们投资的“远光软件”和“中通服”，都通过在深圳和香港上市实现退出。”

    作为中国第一家外资风险投资公司，从1993年起，IDG就开始在中国进行风险投资业务，迄今已有十几家公司在美国及香港地区上市。熊晓鸽说，VC永远是在寻找有更好投资回报的行业。一直以来，IDG较为关注互联网、通讯、软件、新媒体等行业。“风险投资是个笼统的提法，其实它与策略投资有不同之处。简单说，风险投资更看中短期行为：投资包装一个公司再卖掉，获取相应的收益。但我更愿意认同策略投资的运作方式，即在投资主营业务的范围内，选择适合自身条件的对象加以投资。”

    1964年，美国人麦戈文以5000美元起家创办IDG时不会预料到，有一天他的公司会因风险投资业务著称中国。到2004年时，麦的个人身家已经超过20亿美元。IDG在美国主营媒体出版以及IT信息服务，1980年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传媒集团《计算机世界》问世，一直对中国非常有兴趣的麦先生用真诚打动了中国人，成为唯一的外资合作伙伴。1993年IDG的风险投资业务进入中国，则充满着各种看似偶然的契机。

    “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你的箱子里装着你的见识和经历，扛着满满一箱智慧，最终回到起点。”熊晓鸽说，当他在美国的一个高级会议上偶遇麦戈文时，只是美国《电子导报》的编辑。这时候他的“人生行李箱”装着各式看似平淡而丰富的经历：1981年从湖南大学毕业后，曾在机电部任翻译和英语教师，后来考上中国社科院研究生到新华社国际部工作。1986年熊晓鸽到美国波士顿大学，拿到大众传播学硕士学位后，进入弗费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攻读国际经济与商理博士学位。

    在美国做新闻的时候，熊晓鸽专门负责跑硅谷，“我在硅谷看到很多新兴产业依靠风险基金，迅速崛起，对美国经济的贡献相当大。也看到许许多多的创业者，这种公司都是中国人在做真正的技术，他们融不到钱，因为进入美国主流社会有技术还不行，更多希望得到他的资金，那时候我觉得风险基金很了不起，可是对于中国，没有风险基金这种机制”。熊晓鸽此时一直跃跃欲试，在美国如此成功的风险投资模式，为何中国没有成型呢？

    在与麦戈文的几次接触中，熊晓鸽的激情和想法让老麦很有兴趣。“麦先生给我做了个小考试，他拿出一本台湾地区的《微电脑世界》，让我回家写一份分析报告。我写了4页的报告，他非常满意，特意问我要怎样的工资待遇。我当时跟他提了两点：第一，我也不知道应该拿多少工资，我在《电子导报》做编辑的年薪是4.5万美元，那么就给我这么多吧，半年后看我的成绩再说。第二，我必须直接向你汇报工作，我不希望卷入办公室政治之类的事情，而且你对中国最了解。麦先生对我的想法比较吃惊，他说他的职业生涯中面试过几百人，我是唯一一个不谈薪水、只谈机会的人。‘你既然敢赌一把，我也赌一把。’现在看，麦先生肯定赌对了，我是那种越是危急关头越冷静的人。”

    1993年，熊晓鸽代表IDG投资2000万美元与上海科委合作，成立中国第一家合资技术风险公司，熊晓鸽亲自任总经理。同年与广东银行合作，成立另一家技术合资公司。1998年10月27日IDG与科技部签署了一份合作备忘录，计划在7年间向中国提供建立一笔风险投资基金以扶持中小科技企业。熊晓鸽说：“这与其说是lDG在海外做的最大一笔投资，不如说是麦戈文商业生涯中最大的一个赌注。”

    初次进入中国的风险投资基金，早期只能摸索前行，“在有些国内的创业者看来，我们好像是说话天花乱坠的骗子。我们愿意投入资金，只做小股东，也不那么看重赢利，还会适时退出，他们都不相信，天下还有这种掉馅饼的好事？”

    对投资商来说，外资风险投资公司的法规是空白的，与政府合作信心更强一些。IDG分别与广州、江苏等政府合作，但是这种模式在具体实施时遇到一些问题，“现在来回顾，很多东西值得探讨”。熊晓鸽说，与某区域的政府签订合作协议后，投资受地域的局限，而风险投资看重的是潜力行业中的好项目，并不希望资金局限在某地区。而且按照当时政府规定，外资占25%以上的企业可以享受免税待遇。IDGVC与政府合作后，基金只有占到50%以上，才能在整个比例中超过25%，但是很多企业不愿意，很难谈下来。

    识

    在任何场合谈到风险投资，熊晓鸽都把它归结为三件事：做投资，第一是评估市场，这个市场有很大的拓展空间，想办法往这方面做。第二，选择产品，哪一种产品是比较合适的，什么时间的选择，这是很难判断的。还有一点是投资团队。

    如何选择理想的创业团队，这是风险投资最有趣也是最重要的话题。“IDG做风险投资公司，做了十来年，取得了不少成功，但有很多失败的教训。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过多看重了产品，市场看得不错，可是把产品看得太重要了，技术看得太重要了，这样往往不太成功。我们投的最成功的公司，最重要的一点是投资团队，如果团队很厉害，最后一定能成功。”在IDG公司十来个成功上市的企业中，有两个共同特点，一个是商业模式各不一样，另一个是核心团队没有变动。

    在评估项目时候投资人要做很多工作。比如找一些市场研究报道，找一些专家，获得这个项目市场方面的信息。还可以用一些信得过的公司数据，IDG的优势是自己有一个市场研究公司，一些关于IT方面的数据研究非常权威。

    对选择创业团队的描述，听起来不像是做生意，更好似“女孩子找对象一样，向男方周围的人去尽可能多地打听情况”。比如对方是哪个学校毕业、管理过怎样的团队，有哪些创业经历，“如果这个人只开过五六人的小饭馆，你就很难信任他一下子能管理好几百家连锁酒店”。个人的号召力也很重要，能不能召集有能耐的人，并且把他们留住。经验在这时候非常重要，就好像年轻人找到对象要带回家给父母看一样，因为父母看人准。好的投资人看人必须准。

    而对创业团队核心人物的考察，更为挑剔。“主要管理者的身体状况非常重要，因为按照现在的商场游戏规则，公司主要管理者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他需要付出比别人多得多的精力和时间来处理公司业务。每个人的时间一天也就24小时，这就要求他比别人少睡觉，多工作，管理者有好身体成为必要的前提。”管理者的家庭生活是否幸福也成为观察的内容，“如果一个人天天和老婆吵架，或是忙着搞婚外情，我们怎么信任他能带领好一个创业团队？我们有过一个公司非常好，管理者非常好，但是创业者特别喜欢开车，而且开得特快。我们老说你车别开太快，他说他的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儿子，一个是他的车，老婆都放在之外。后来他车祸死了，这就是风险，你防不胜防”。

    “了解创业团队中的这些人是不是素质好，也非常重要。有的人说我没问题，我老弟管这个，老婆管那个，这样的话我不一定会投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能力不行，第一他不能信任别人，他不可能是一个很好的领导者，把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都搞到公司里来，你不可能把一些能人招过来。”

    有一种说法是，IDGVC在中国的十来年，已经为中国打造125个千万级、亿级新富。“其实这样说不太准确”，熊晓鸽说，风险投资的目的是创造成功的公司，而不是去培养富豪。“只能说我们风险投资要创造非常棒的新兴企业，这些企业的CEO、从业人员在公司成功后，成为风险投资催生的成功副产品。在不同的时代，风险投资创造了不同的成功典范。”1993年IDGVC第一个基金，主要投在了互联网和软件，比如腾讯、搜狐、搜房、金碟软件等。1999年IDGVC第二个基金，既有传统行业，比如“如家”、“一茶一座”，也有新兴行业，如“好耶”、“网龙”等。互联网方面，早年投资门户网站，后来投资搜索引擎，现在是投非常细化的社区网站、门户网站等。

    早期熊晓鸽刚刚回国时，多数国内企业不相信风险投资。第二轮基金就好多了，“张朝阳这样的公司早就起来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险

    拿到风险资金的企业，仅仅是开始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压力如影随形。VC和创业者的关系被比喻成“教练”和“运动员”的关系。好的VC就像好教练员，既要给创业者以经验和指导，也要给他们自己发挥的空间。对于创业中的公司来说，老板的个人痕迹非常重。“他喜欢用什么样的人，是偏向激进还是稳健，怎样控制公司发展的节奏，每个老板的想法都不尽相同。”

    熊晓鸽认为，风险投资商实际上没有任何办法完全规避掉风险。“第一，我们不去管理公司，我们只是个小股东，一般不超过30%的持股。其次，我们几乎没有办法成天去管，只有当创业公司遇到困难时，我能尽快到它那个地方去。在美国，投资人的一般规律是所投项目半径不要超过200英里左右的范围。换句话说，200英里4个小时也能赶到，能够及早地见面沟通。”

    IDG是进入中国最早、也是投得最多的风险投资商。一般讲，在国外风险投资商投10个，成功2个就不错了。IDG在中国大概投10个有5个是成功的，“非常高了，大概只有12%左右的案子可能是失败的”。

    投资人在投资过程中，也有预警机制。“因为我们每个季度，每个月的报表都要去看。如果说一个公司，这个CEO老是说今年完不成任务，第二年又完不成任务，第三年还完不成任务，这个人也就不太行了。”

    在熊晓鸽看来，风险投资商避免风险，最重要的还是有丰富的知识和阅历，“看人识行业”。风险投资家要不停地学习，要看成功的例子，分析它是为什么成功的，同时也分析很多不成功的例子，知道它是怎么失败的。哪一种技术一定行，或者哪一种技术一定不行的说法一定是错误的。

    耐性成为风险投资家的另一种品质，“投资者对创业公司一要有耐心，二要有信心，不能轻易放弃”。譬如“搜房网”，1996年IDGVC投资100万美元，其最初模式与现在有很大不同，遇到很多困难，甚至有一些投资商中途退出。而2006年IDG卖出其10%股份，拿到现金大约4500万美元。一个项目竟然坚持了10年，“笑到最后”。

    熊晓鸽预测，除了传统热点行业TMT外，半导体设计、消费电子、新能源、环保产业以及以内容为主的新媒体都将会是投资热点。IDG一般会选择与内容、服务相关的行业进行投资。一般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回报较高，IDG现正考虑投资一些上游核心技术层面的公司，比如消费电子行业的IC设计等。而在互联网Web2.0下，新媒体传输手段发生改变，“内容”的生产越来越重要，目前虽未形成良好的商业模式，在将来会是一个大的趋势。此外，中国出现了很多发展点，除了京、沪、广、深，IDG还将有意识地开拓新的区域。
 
    争

    这两年风险投资领域涌入大量的国外资金，新的基金层出不穷。随着投资环境的改善，钱多了，项目多了，竞争也日益激烈。目前，VC的退出不再仅限于股权转让和海外上市，国家进行股改后，为资本在国内建立了更好的退出机制。

    “IDG在行业中是领头公司，很多基金盯着我们，我们投的项目，容易引起效仿。”对于资本来说，如今好的成熟的项目并不足够多，基金之间的激烈竞争就会抬高投资价格，“任何一个行业进入到价格竞争阶段，就会引起行业平均利润率的下降”。现在竞争的结果是，投资的决策时间比原来短，市场调研、创业团队和产品的调研时间都比以前少了。这两年新的基金，投资团队非常新，决策非常快，对产品的市场调研、团队调研等并不精细，投资者对项目未必都能兼顾。另外在价格竞争的压力下，投资价格过高，对最后的回报率会有影响;投资后提供的服务未必周全。

    熊晓鸽说，中国有句俗话叫“创业者的天堂，投资者的炼狱”。好像对于创业者来说，中国的国内市场足够大，99%的海外上市公司的产品内销，工厂和研发也在国内，生产成本非常低。但是对于投资者来说，钱多了，好的创业团队数量并不足够多。等到现在投资基金非常多了，投资者的竞争非常激烈，只能拼命练内功，看谁对行业分析得好，看谁投得准。

    IDGVC在中国1999年的第二个基金，投资回报率超过50%，“可以说这是风险投资在全世界同期中回报率最好的基金。对于风险投资来说，其他都是虚的，最终的投资回报率最能说明问题”。

    投资了十几个中国公司后，熊晓鸽发现近些年中国创业的本土化公司，逐步摆脱了欧美模式。早年成功的企业，“搜狐”仿造美国“Yahoo”的模式，“当当”就是另一个“亚马逊”，陈天桥的《传奇》版权在韩国。但是这些年中国企业有了更多的原创模式，比如“一茶一座”、去年上市的《征途》，原创的《征途》不用付版权费，运作起来更快。

    宋江

    按照熊晓鸽的分析，评价一个投资团队，一要看基金的合伙人，二要看投资经理队伍，第三是投了多少个项目。IDGVC虽然前后投了150多个项目，但是其中50多个已经退出，资金比较充足。“我们7个合伙人非常职业化，大家的职业年龄叠加起来，超过100年，这在中国的风险投资中是绝无仅有的。而且我们的团队一起合作多年，性格的磨合，知识背景的配合都相当默契。我们也是办事处最多的投资机构，即使在美国，很少有一个基金在不同城市设置办事处，因为不同投资人的想法各异，很难完全沟通。但是我们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都有办事处，投资经理们都有着丰富的本土工作经验，很容易管理。”

    从小就喜欢看《水浒》的熊晓鸽，这些年从里边也悟出了不少管理诀窍。“团队的CEO就应该像宋江一样，宋江能聚拢108好汉，给他们排定座次，而宋江领导的团队极像今天成功的创业团队。首先，梁山聚义有明确的宗旨——替天行道，这就好比企业要有激动人心的企业文化，目标明确。宋江虽然没有明确特长，但是能够容忍不同个性的人，将他们调动起来，军师有吴用，打架有李逵……其次，创业强调时机的选择，108好汉的做派是‘风高放火、月黑杀人’。等风过去了，放了火也很难烧起来;月亮出来了，烧了人就跑不掉。做企业也一样，该出手的时候要出手，错过时机就不利。第三，梁山好汉们‘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以犒劳弟兄，做企业也一样，要给人以回报、给人以机会。最后，宋江被朝廷招安了，做公司则是被市场招安，争取上市或是兼并。”

    一些做研究出身的人，在投资者看来不容易做成企业，他们太痴迷于在技术上挑战其他人。但是做公司最重要的不是研发能力，很多同类型的产品差异并不大，更重要的是销售能力。

    “对于投得不太成功的项目，只能说非常遗憾，创业者赌了他们的青春，我们赌了我们的钱。”至于失败的原因，有可能是人看错了，有可能是产品判断错了，有可能是时机不对。早期IDGVC曾投资了一个做环保餐盒的项目，当时火车上扔下的餐车饭盒，造成的白色污染非常严重。这个项目生产的环保饭盒是可降解树脂，一年就可以化解掉，环保局也非常支持这个项目。但是环保饭盒每个要贵出一两分，很难卖出去。当时又没有条例约束饭盒的使用，早期还投过一个手机项目，结果因为国家对芯片价格的调整，手机生产一个赔一个，这些因素是事先无法预料的。

    对于做投资人，熊晓鸽认为，投资人在金融等方面的技术性并不是那么强，学习能力很重要。好的投资人并不是专家，而是杂家，能在复杂的事务中看到简单的本质。回忆起儿时经历，很难说哪些事情给了他做投资人的天分，但是“我非常感激父母给予的清贫却充实的童年”。出生在湖南湘潭的他，“文革”中父亲被人整，“他怕我出去被人欺负，所以介绍了几个长辈给我。一位是图书馆的管理员，那时候基本不让读书了，他就偷偷把馆里的书借给我读。父亲还让我跟一位电工叔叔学习，我很早就学会组装收音机，后来在机电部工作、到美国的《电子导报》做编辑，也与这段启蒙相关。父亲同时让我跟人学武术，所以我身体非常棒，现在也一直有运动的习惯”。

    熊晓鸽在中央台“赢在中国”栏目做评委时，问一位创业者：你最大的弱点是什么？结果他的回答是，“我最不满意的是父母，在我最需要钱创业的时候，他们不给我。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儿子将来是要做一位爷们儿的”。他说：“这太可怕了！这样的创业者谁敢投资？”

    说起自己的人生经历，熊晓鸽脑子里会跳出1984年：“我考上社科院的研究生，去北戴河旅游。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大海，我很兴奋地跳下去游泳，结果第一口就呛水了。我当时就在想，我这个平时可以在江里翻腾的人，怎么进了大海就不行？人生也是一样，前方总有未曾征服的‘大海’。我个人的成长痕迹，从湘潭到长沙、考研到北京，然后去美国读书，走上了世界舞台，长了见识之后再回去熟悉的地方做事情。”